筹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理念、责任与举措

　　著名学者王育济教授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申办和筹备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自1900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建立以来，几代中国学人视其为"学术与邦国"大计，从中国初次关注、报道大会，到参会，再到成功申办，1个多世纪里，他们奔走呼吁，不懈努力。著名学者王育济便是其中的一位。

　　日前，山东大学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家咨询组组长、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评论》主编王育济教授接受了本刊采访，就相关问题做了解答。

　　天下泉城：您好王教授，在申办和筹备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过程中，您和您所主持的《中国历史评论》一直非常关注100多年来大会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为什么？

　　王育济：首先，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学术本行和本能；同时，也是更重要的，这与大会的申办和筹备紧密相连。因为中国与大会交集的动因、方式、学术追求与话语建构等，无不包含在这10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清楚这些历史，也就无法定位筹办第22届大会的价值与意义，也就很难明晰筹办大会的框架、理念、责任与举措。

　　天下泉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始于1900年，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中国与大会的关系始于何时，有哪些重要节点？

　　王育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始于1900年，1905年中国就有了对大会的记载，在此后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20年代是第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当时南京高等师范的一批青年学者，在他们自己创办的《史地学报》上曾集中关注过大会，尤其是持续译介和讨论了《美国历史评论》中有关大会的内容，从而在学术认知的层面上建立了中国与大会的通道。当年这些青年学者在讨论大会时，几乎异口同声地将中国缺席大会视作“国之大耻”！这种呐喊，显然包含了政治与学术的多重原因。从政治上看，近代以来中国丧权辱国的惨痛现实和复兴中华的时代使命，始终激励着中国的每一位先进知识分子；从学术上看，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迅速发展，不断冲击和挑战着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视野正是在这种挑战和冲击中培养起来的。20年代这批中国青年学者的呐喊，显然既包含着复兴中华的强大动因，也有着“预世界文化之流”、与国际学术平等交流的高远境界。而正是这两点，确立了中国与大会交集的文化基调，构成了此后100多年来中国参与、申办、筹备和举办大会的逻辑主线。

　　20世纪20年代的另一件大事是“中国史学会”的第一次创立，牵头人是北大历史系主任朱希祖。尽管这个史学会一年之后就解体了，但显然也搭建起了中国与大会的第二条通道——以学术组织为中介。同时，这一时期，中国与大会的第三条通道也搭起来了，就是通过官方。1928年国际史学会向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外交部”正式发文，希望中国派代表参会。“外交部”也做了正式的回复。

　　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三条通道都建立起来了——学者的、学术组织的、政府的。这也奠定了中国与大会联系的一种基本模式和格局。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我们申办、筹备和举办第22届大会的既定框架。例如，5年前的第22届大会的申办，就得到国务院、山东省的积极支持，并写入济南市“十二五”规划。2010年之后的5年中，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有关大会的筹备工作，也都是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包括山东省最近一次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支持保障协调会”。

　　天下泉城：1938年，胡适参加大会，在中国与大会的关系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让胡适克服重重困难参加大会的？

　　王育济：不仅仅是胡适，19世纪30年代，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术大家都与大会发生了密切关联。这当中除了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外，主要有两大外在原因。

　　一是国际史学会主席、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来中国访问1个多月，他的目的就是动员中国参会。田波烈在中国见了很多人，做了很多场演讲，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他的理念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热烈响应。

　　第二个背景就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伴随战争的就是历史学领域中的较量。日本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派人参与大会，十分注重这方面的话语权。所以1937年傅斯年在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部”的报告中明确讲：“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的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淆惑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过也！”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党政府仍排除艰难，坚持派胡适出席当年在苏黎世召开的第8届大会，胡适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定，他说：“Zurich（苏黎世），我必须一去！”了解这些重大背景、重大史实，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上世纪30年代中国与大会的关系，当然也可以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100多年来，包括当下中国历史学家可能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我在许多场合都曾提到过，申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除了“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增加文化软实力”等宽泛的意义外，更能触动人心的“文化逻辑”是——这是向达、陈训慈、蔡元培、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胡适、陈寅恪，以及后来的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等几代学术大家为之奔走了近百年的伟大事业，自然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担承的责任与使命。所以，在过去的一二年中，在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先生的建议和指导下，我所在的《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曾组织山东省历史学会和山东大学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这一课题，花了很大的气力，系统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几代学术大家与大会的关系，不但发现了许多新的文献，搞清了很多学术问题，而且也常常为先辈们的家国情怀，为他们的敏锐与坚韧，为他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所打动。

　　天下泉城：围绕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这一课题，你们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王育济：一是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历史评论》，并在其中开设了有关史学大会的专栏，先后刊发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几乎都引起很大反响；二是由《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和山东省历史学会牵头，组织编写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简史》等内部资料；三是策划制作了《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宣传片。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于沛先生是中国申办22届大会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看了这些材料后说，“这是大会筹备中最重要的基础材料”。山东大学的张荣校长在这些材料中看到罗家伦与史学大会的关系时，曾非常感慨，因为罗家伦当时任中央大学，即今天南京大学的校长。而张荣校长就是从南京大学调任山东大学的。所以他说，筹办好大会是一种历史使命，是一种光荣和责任。

　　天下泉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育济：1980年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布加勒斯特第15届大会，这是由中共中央批准，由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具体推动的；1985年，中国派代表团出席了德国斯图加特第16届大会，并正式成为会员国。此后第17、18、19、20直至阿姆斯特丹第21届大会，中国都组团参会。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学术的日益国际化，史学大会也一直是中外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的历史学科也因参与大会，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研究视野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中，中国与大会关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申办大会。经历过1995年的一次挫折，中国于2010年第二次申办时取得成功。

　　天下泉城：您作为申办第22届大会的参与者和推动人，见证了大会的申办过程，请您介绍一下第22届大会从开始申办到成功，经历了哪些过程。

　　王育济：这一问题已经有许多媒体报道过了，这次就不再重复介绍了。但有一点可以强调一下，就是济南的泉水对我们成功申办大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播放了一个20分钟的宣传片，其中大量采用了《天下泉城》中的画面，为我们的申办工作加分不少。

　　天下泉城：刚才您讲了济南的泉水文化在申办22届大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在筹备和举办大会时，济南的泉水文化又会怎样展示呢？

　　王育济：关于这一问题，济南名泉研究会的老领导邢玉墀先生曾找我议过。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我们在电话中还讨论了很长时间，老人家深切的责任心令人感慨。我们共同的看法有两点：首先，泉水作为旅游景观，将会给参会的外国历史学家以美的享受。“大美泉城”“天下泉城”也将伴随着全世界数千名历史学家的游览、赞叹而获得更完美的阐释。其次，我们的泉水和泉水文化有可能成为各国历史学家持续关注、持续研究的对象。因为22届大会开幕式的主题是“自然与人类的历史”，而济南的泉文化恰恰就是自然与人类历史的伟大结晶。泉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有其固有的演进规律，但其“命运”也与人类的态度息息相关。济南的泉水历经数千年的人间沧桑，始终在泉水的数量、分布的区域、喷涌的形态、水质的清澈甘甜，以及泉源的畅通等自然生态方面始持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这本身就是“自然与人类历史”和谐互动的一个伟大奇迹。这种生态奇迹，凝结着数千年来济南人民的巨大心血与贡献。尤其是在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中，济南既顺应了潮流，成长为一个城市功能齐全、人口密集的特大都市，但同时又成功地保护了泉水生态。这其中当然会有诸多不足和失误，但就整体而言，济南在泉水生态方面的努力与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而所有这些努力与贡献，正反映了“自然与人类历史”这一宏大主题，也创造了人类生态文明中的“济南经验”。这一经验完全应该成为各国历史学家持续关注和研究的范例。

　　天下泉城：泉文化与大会的这种深层的学术关联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您能从学术的角度再具体阐释一下泉文化的内涵以及与大会的关系吗？

　　王育济：从学术的角度看，关于泉文化的内涵，至少可以提出三点。一个是前面已提及的，济南泉文化是生态文明的伟大结晶，其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济南人对泉文化由衷的“亲爱”，即李清照词中所说的：“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

　　济南泉文化的另一个突出内涵，是其丰厚的人文积淀。济南泉水与人类精神生活的交集极早，中国最早的文字、最早的诗歌、最早的史书都记载过济南的泉水，由这“三个最早”为基点累积而成的文化，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区域的泉水都无法比拟的。章太炎在游历趵突泉时就曾感慨：“斯泉已在载籍二千五百年于兹，岂徒以水之芳冽名？”关于济南泉水人文积淀之丰厚，还可以以济南的泉水诗为例。据2013年出版的《济南泉水志》统计，历代济南泉水诗多达1200首，而侯林、王文的《济南泉水诗补遗考释》则又补充了445首。这一庞大的数字，同样是其他任何国家的泉水都不曾拥有的人文骄傲。

　　济南泉文化的第三个突出内涵是其丰富的科学积淀。这主要表现为对泉水“水文状况”的古今观测与持续的研究。宋代沈括、曾巩等对泉水的“源流”已有近乎科学的观测；关于泉水干涸与复涌，在元明清文献中也有宝贵的记载和观察。近代以来，有关济南泉水的水文地质状况的研究则更为科学，并出现了一些很国际化的研究。1950年后，奚德荫、黄春海、李范真、王绍文和山东地矿801大队的持续勘察，更是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尤其是801大队，对泉水水文地质进行了60余年不间断地观测与研究，体现出新中国在生态文明保护方面的制度优势，构成了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历史学家做不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从“科学史”的角度关注这些问题，却是中外史学家的兴趣所在。

　　除了这三点之外，有关泉文化在济南文化中的主体地位、72名泉与泉水的审美排比、泉水与济南园林的本质特征、泉水与济南人的群体特征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也是出席大会的国内外史学家可能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史学大会的筹备，一是“会务”方面的工作，包括场地、食宿、交通、安保等；二“会议”方面的工作，包括大会主题、议题和100多场讨论，也包括对大会的研究与宣传，以及围绕着大会相关议题召开的各类卫星会议、平行会议等。后一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国际史学会、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担承，也是学者们的责任所在。去年，山东史学会曾结合大会的具体议题和区域文化特色设计过淄博的足球史、章丘的龙山文化等卫星会议，目前，这些会议都以平行会议的方式得以落实。“泉城”是大会的举办城市，而大会开幕式的主题又是“自然与人类的历史”，泉文化的充分展示应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