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老河口市光化办事处  涂宏伟

　　记忆中的乡村饭场，温馨和谐，欢声笑语，情意浓浓。一日三餐，那是农民最开胃的地方，最开心的时刻。
　　我们村庄的饭场，是在村中一棵粗壮挺拔支条垂涎的皂角树下。这里是一个“小广场”，四周坐落着横七竖八的农舍。一到吃饭的时间，农民们端着粗瓷饭碗，有的踢踏着鞋子，有的斜披着上衣，有的光着膀子，从村东村西不约而同相聚在那里。来早的人占据着树旁和墙壁有利地方，或蹲或靠；来的晚的人，干脆两腿一伸，坐在地上。整个饭场人气聚生，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他们东拉西扯，谈天说地，纵论古今，上至国事民事，天下大事，下至村事家事，儿女常情，乡中诽闻，鸡毛蒜皮。偶尔还有一些恶作剧。哪个调皮鬼会把热气腾腾的红薯，迅速扔向讨食的狗子，饿狗扑食，烫得乱叫一团，抱头跳蹿，引得满场一阵骚乱。在贫乏的文化年代，凸现了人们好斗的特性。
　　我们一家五口人，除母亲坚守“营房”外，父亲和我们姐弟三人都是饭场的常客。那时我还小，是父亲的小尾巴，他前脚走，我后脚跟，他蹲哪，我蹲哪，饭吃空了，他回头给我再捎上一碗，我乘机在那翻几个跟头，与伙伴们嬉闹一番。那时人们都怕“露富”，饭局是千篇一律。蒸红薯、煮红薯、烧红薯、红薯干、红薯面、红薯粉，成了“百薯饭”。家里若蒸一次馍，母亲会神神秘秘地让我在家吃了后，再端一碗“百薯饭”来到饭场。“富不外露”已是饭场的一个潜规则，真没见哪家端着饺子、拿着馒头，招摇过村。
　　饭场里若少了谁，会一目了然，那人要不是进城卖猪崽去了，要不就是在家招待工作队员。公社在村庄派有常年工作队，队员吃的是“百家饭”，由生产队长轮流安排。农民们对招待工作十分上心，扳着指头算到哪天管饭，早些日子就攒几个鸡蛋，备一瓶白干酒，尽量招待体面一些，他们一则厚道，二则也看上了那几斤几两的“全国通”粮票，进城办事也炫耀一番。村里的王二别，是饭场的“隐君子”，一顿饭不到饭场就像犯病了似的，丢了魂似的，哪怕是刮风下雨，他也端着饭碗在饭场里溜达一圈。一日工作队员轮到他家吃饭，他也准备了不薄的饭菜，而让老婆孩子陪着队员，自己又上了饭场，工作队员感到很没面子，怕传出去说农民不欢迎他，就在大会上批评王二别，对革命干部态度有问题。这下犯了众怒，从此以后，工作队员轮到哪家吃饭，农民们口头上应承着，到吃饭之时，都说忘记了，把工作队员晾了几次，他只好向农民们道歉，客随主便，又轮到王二别家，他索性跟着上了饭场，引得饭场阵阵掌声。
　　村中一位七十多岁的赵大爷，是旧社会出了名的师爷，满肚子经文，手不离书。他读书的姿势也别有风味，总是摇晃着脑袋，左读右读。他被聘为饭场“说书人”，他也吃着“百家饭”。一到饭局，人们早早把他拉到饭场，东家送一碗，西家端一盒，让他没有吃饭之忧，安心“说书”。日长月久，他也有累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会耍点“小把戏”，突然大叫一声“红卫兵来了.”立身回家休息，当人们回过神来，大呼上当！
　　我离开农村已30多年了，饭场随着农村责任制的实行，也逐渐地消失了。前几年回去，家家户户都围起院墙，和谐的乡村变成了“篱笆墙的影子”。
　　今年春节，我又回到了家乡，年迈九十的父母，高兴的告诉我，村里又有了饭场，大年三十中午，我跟着父亲去探班，哇！这是王二别和他儿子开的文化科技大院。人们不再是你蹲我靠了，而是带着时令饭菜，凑着份子，围桌而坐，畅吃欲说，有的边吃边看着电视节目，有的碗摔在一旁，玩起了电脑，有的一手端碗，一手对弈。我不解地问父亲：“吃饭这点时间，能学到什么呀，这不是搞形式吗？”父亲责怪地说：“你咋能这样看待呢？要感谢王二别为乡亲们办了一件好事，这是我们老一辈饭场的情结，新一辈学习的天堂，是两代人的情感所系呀！”
　　看着父亲神采飞扬的姿态，我也感动得一塌糊涂。
　　啊！久违的乡村饭场！